小時候的林田山，腳踏車原本是奢侈品，不出幾年，卻成為每戶人家必備的交通工具。我家的第一部是24吋的腳踏車，不大不小，在當時算是迷你式的車子，由於輪圈較小，跑起來不像大尺寸的有效率，大人騎它嫌小了些。24吋的腳踏車，一般是給小孩騎的，高矮適中很適合我騎乘。我開始學騎腳踏車，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，對它總有那麼一點感情。
當我不騎車時，一定把它架在大門玄關最裡側，對它愛護有加。我喜歡稱它為『愛心』車，和它怎麼因緣際會來到我家，有直接的關係，背後包裹一個悲泣難忘的故事。在白色恐怖年代，大約是民國40幾年吧！三哥唸小學，班上同學王興國，他父親有一天突然被帶走，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過。那時我年紀雖小，依稀記得他們就住在面對中山堂的左側，第一間日式職員宿舍，父親被抓走，鄰居深怕禍延自己，紛紛和王家劃清界線以求自保，這是人之常情，怨不得誰。王家失去經濟來源，一群孩子嗷嗷待哺，一家人頓時陷入斷炊斷糧的窘境，生活交迫困頓。我母親顧不得別人眼光，總會差遣四哥，偷偷送去自家種的青菜或蕃薯，甚至白米，雖然最後他們還是被迫離開林場，但這般溫情和關懷感動王家，24吋腳踏車，就是離開林田山時，他們留下給我家的禮物。
過不了多久，家裡又添加了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部腳踏車。二哥師範學校畢業，被分派到10幾公里外的山興國小當老師，第二部腳踏車是伍順牌，家裡花錢買的，自然成了二哥的交通工具。約半年後，大嫂進家門，她的嫁妝車，也加入了行列，到田裡巡水、照顧農田的雜事，這腳踏車隨大嫂忙進忙出的。再過一年，三哥也從師範學校畢業，服務學校就在林場內的森榮國小，雖然不用騎車上班，但母親仍默許他買了當時最夯的『川口牌』跑車，車身輕巧，外表光鮮亮麗，一時羨煞了不少鄰居玩伴。
每到晚上，四部車全都回家，把小小的玄關擠得水洩不通，讓家人進出大門都感到困難。三哥愛車成癡，他會保固自己的車子，先用清水擦拭幾遍，直到車身晶亮為止，接著吩咐我用生的肥豬肉，將全車徹底抹過才算數，想想和現在的打蠟沒什麼兩樣。當時，我上了小學4年級，已有能力照顧這些車輛，所以一直擔任腳踏車的園丁工作。家裡有了龐大的車陣，每到星期假日，不管刮風下雨，全家都要到田裡工作，每個人一個飯包，騎上腳踏車浩浩蕩蕩的直奔7公里外的農地。夏天的工作有除草、施肥、澆水、做田埂、去甘蔗枯葉、種花生、種棉花等等。冬天就拔花生、砍甘蔗、種蘿蔔。田裡的工作，除了比較專業的插秧、割稻需要別人幫忙外，其他樣樣都得自己來，做盡了所有田裡的差事，是很勞累，不過也有甜美時刻。腳踏車幫助我們一家人，凝聚家人的力量，挑戰農事，磨練自己。那時的我，年紀小，哥哥都護著我，讓我少下田，但我也尊敬他們，樂於為他們做永遠的單車『守護人』。
我家的 一甲 地，是母親胼手胝足，一步一腳印養豬餵鴨，辛苦儲蓄買來的第一塊農地。母親的觀念，一直認為有土斯有財，所以堅決賣掉所有金飾，湊足了4千塊錢買下這塊田地。記得有一年夏天，稻子要收割時，父親帶著我搭火車到鳳林，再徒步1、2公里才到山下的農地，參加收割的行列，當晚就住在臨時搭蓋的草寮，和爸爸、哥哥擠在一起過夜，夜幕中他們輪流守夜，看好稻穀，我只負責夢周公、流口水，當曙光來臨張開雙眼時，母親已經挑來早餐和點心，站在草寮外面，然後也加入收割行列，我是興奮的跳上跳下，忙得不可開交。
父親因公殉職後，母親用撫恤金，又在 一甲 地附近分別買了一塊五分地、一塊三分地，母親說這是老爸的『命錢』，一定要守住。如今事隔50餘年，母親也走了9年，這3塊田地，在母親走時，分由我們兄妹繼承。這土地成了我回花蓮的動力，在田邊緬懷雙親，每次憶及小時種種，想到那些辛苦往事，總是悲從中來，每每不能自已。我家不以務農為業，卻擁有3塊水田，母親都選擇種植經濟作物，如花生、棉花、甘蔗等，一來不用花太多時間照顧，投入的人力可以較少，在情非得已下才種水稻，母親說，偶而種水稻，土壤才不致貧瘠。
買地是母親的理財方式，不但可以保值，平時農作物收成，更是家裡的主要經濟來源。母親為了激勵我們向上讀書，曾不假辭色藉由下田工作來修理我們。記得上初中時，因住校沒人管，玩過了頭，學期末成績滿江紅，母親沒有立刻責備，卻選在暑假艷陽底下，讓我長袖長褲全副武裝，加上斗笠包巾和手套，都往身上封，在她一聲令下，鑽進濃密的甘蔗園裡，一手撥開甘蔗葉，一手擦拭汗水，全身悶得汗水直流，甘蔗葉上的絨毛密密麻麻的，稍不小心就刺到手腕和臉頰，茸茸的細毛拌著汗水，感覺又熱又癢，真不好受，這時候不爭氣的淚水便潰堤而出，一旁的石金大哥說：『阿嬌啊！讀書好，還是下田好？』。如今，我從母親冰冷的手中承繼三分地，後來也加入農保成為不符其實的農婦，不過每次回到花蓮，靠近淚灑過的田地，總會鼻酸眼熱，因為田裡有雙親的影子，還藏著母親的訓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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